徐林：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全方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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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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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国家的要素条件在恶化，要素配置效率增速也在下降，那怎么才能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不被弱化呢？其实经济学对此是有标准答案的，你要是找chatGPT问一问，如果有一个国家要素条件在恶化，要素配置效率也不高，这个国家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他会给你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对中国来说也没有什么例外，也很难会有一条不同的道路，因为经济学形成的结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那么多国家经历和那么多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一般的理论指导意义，所以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出路就是通过创新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用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来抵消要素条件的弱化，用我们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就是要通过全方位创新提高创新驱动增长的能力。
01
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
我们的政府文件和官员经常会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毫无疑问是稳定信心的一句话，我觉得也确实是事实。但是有多少人仔细思考过或真实体会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对基本面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站在我个人的角度看，我因为做投资，需要经常和企业打交道，广泛接触各类企业、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我对基本面的理解变得更加清晰和深刻了。我觉得中国不断学习、刻苦耐劳、持续创新、渴望致富的企业家和老百姓，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基本面，而且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以我个人的看法，如今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很难看到像中国这样的老百姓和企业家，特别是这些民营企业家，能够如此刻苦耐劳、忍辱负重地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为中国和全球提供物有所值，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并努力赚取其中的每一分利润。欧洲人长期舒适惯了，日本人也不会如此刻苦了，美国和中国相似度虽然更高，但我觉得美国人论吃苦耐劳也比不上中国人。中国人只要有钱挣，吃什么苦都不怕，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并需要好好保护的基本面。对此，我记得马斯克都是有过赞美的。政府应该更加高效地利用并保护好这样的基本面，利用好自己的企业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另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在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的情况下，应该努力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比如加强培训、加强教育等，更加高效地利用我国的人才资源，减少人才浪费。当然，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也在做这些事情，教育规模和教育层级持续在提高，职业培训的规模和支持力度也在加大。最近政府还提出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举措。但我们也存在比较普遍的人才浪费现象，不能做到人尽其才。目前体制内退休人才的高效利用值得关注，按政府目前的规定，很多很优秀的体制内退休人才，特别是退休的高级干部和高级专家，他们是我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的经历、经验、知识、技能和视野，虽然还有用武之地，并被社会广泛需要，但被过于简单严苛的规定所限制，难以被社会更好利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才浪费。
从长期看，在劳动成本持续上升环境下，未来还会出现日益明显的机器人对劳动力的高效替代，愿意从事制造业生产线岗位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新进展，甚至可能出现机器对高级专业人才的替代，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关注。02
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机制创新
要加快推进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要通过创新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种创新对中国来说必须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就是不只是一般人认为的科技创新，首先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因为体制机制和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对中国来说，我们的经验和实证都告诉我们，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四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富足和国家富强。对此，中央文件有明确的总结和肯定。在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件有持续的表达，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演进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方向到重点，都有明确的描述，这都是全党形成的共识。这意味着我们都认识到，只有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说资源配置效率或要素配置效率高不高，其实就取决于市场化改革到位不到位。如果政府配置资源比例太高，国有企业配置资源比例太高，国家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就会下降，这是很多经济学者用数据实证证明的结论，不是先入为主的主观结论。
与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国有企业对资源配置的规模，近些年比过去反而有所增加，至少在我从事的股权投资领域，国有的比重和规模都有明显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在要素条件弱化背景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当然也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推进市场化体制机制创新，首先要维护好国家的统一大市场。党中央有专门的文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但这不是说说写写那么简单的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系统改革。过去几十年，我们目睹了太多得分割统一市场行为，也思考过其中的根源。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有几点是必须要做到的。
第一是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的制度应该尽快终结，很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我们至今没有破除，在户口制度以及基于户口的社会保障方面，依然是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存在基于户口的社会保障或公共服务歧视制度。在一些超大和特大城市的户口管制方面，不但没有放开，甚至管制还更严格了。我们当年大学和研究生毕业时，只要有工作就能落户口，如今很多研究生毕业找到了工作也落不了户口，给很多人带来了工作生活中的不便。只要有城乡和区域分割，就一定会有地方保护，只要有地方保护，保护的往往都是落后和低效，就不可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我举个大家身边的例子，我们经常出差不同城市，会比较哪个城市的出租车会更好？我们有时候会议论，发现北京的出租车与深圳和上海相比就差一些，因为北京的出租车用的主要是北汽或者现代这种本地产的车，其实背后就是一种地方保护行为。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招商引资引进整车企业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提供大量财政补贴，既然花了大把钱补贴这些车企，当然就要用它的车，支持企业扩大销售也有利于当地税收。当然，如果北汽和现代的车更好，就不会给人如此的感觉，但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在深圳，大量的出租车包括滴滴专车都是深圳产的比亚迪或是广汽埃安，这些车都不错，乘客感觉就好很多，但背后可能也有地方保护。
大多数人觉得像北京这么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中国的首都，也是一个给国家撑门面的城市，出租车不应该比深圳、上海差，上海没准也有自己的地方保护，更多用的是上海通用或者上海大众，只是那个车可能会显得更好一点。我举这个例子可能会得罪人，但无意针对特定地方政府或车企，只是想说明像这类问题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
现在很多地方搞新能源车补贴，地方政府补贴的前提是要把新能源车弄到当地建生产线，才可以提供补贴，这是很多地方通行的做法。这种做法往往和地方保护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只会保护一批落后产能并导致产能过剩和投资浪费。但即便如此，我相信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经过洗牌之后，一定会有一批企业最终倒闭破产，形成较大规模的资源浪费，最终降低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在新能源的硅料硅片、光伏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可能都存在类似的现象。
其次要消除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民用与军工之间的市场壁垒和分割。这种壁垒和分割同样割裂统一市场，阻碍竞争，降低效率。我们为了促进军民融合，设立了专业的工作机构，引起了不必要的国际关注和警觉。美国的军民融合可能是最有效的，但却高效无声，也没什么专门的协调机构，靠的就是军民产业之间的相互开放，这既促进了军民融合，又实现了军民技术和产品的高效转化，我们都知道如今使用的互联网就是美国军用技术的民用转化。只要有了军民之间的相互开放，军民融合是自然而然的结果，遗憾的是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
三是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统筹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保险体制和义务教育体制，实现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由于社会保障职能主要由地方承担，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接纳流动就业人口落户。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很多收入很高的人每年缴纳很高的所得税，每年在北京消费也缴纳了很多消费产品的价内税，可是就是拿不到北京户口也无法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统一市场建设就是句空话。对那些因人口跨地区流动导致公共服务效益外溢的公共服务项目，应该尽可能由中央财政和省级政府承担支出职责，并相应减少这类公共服务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如果只是地方政府职责，就会导致政府采取限制外地人落户的政策来减轻财务负担，并因此产生地方保护、分割统一市场。
四是建立跨行政区边界的要素高效配置机制。双碳目标实施以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始逐步建立，特别是未来碳达峰以后，碳排放额度的控制和分配，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碳交易市场规模会越来越大。这是一种跨行政区和跨行业的配置机制，是真正的全国统一市场。这一机制同样可以在建设用地增加和耕地保护领域，让那些更适合从事高效益土地开发的地区购买别的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这可以使那些更适合从事农产品种植的地区为其耕地保护得到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之外的额外补偿。这样做可以大大提高土地这个受到高度保护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益。
上述四个方面只是我想到的，当然应该不止这几个方面。我就是想说，统一市场制度建设，确实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而是要做一系列的改革才能推动，而且这种改革往往具有底层制度改革的特点，涉及到中国经济社会制度最基本的一些安排。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有如此多的分割统一市场的行为，一定有背后的制度因素，这些东西如果不触及不改革，要真正建立统一的大市场是不可能的。统一大市场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的市场优势所在。小国经济有很多东西搞不了，因为市场太小很难实现规模经济，大国经济大市场才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有了规模经济就会有更细的更专业化的分工，更高效率更强的竞争力，这是经济学的非常浅显的道理。中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具有竞争力，也是因为大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所以我们不能让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和效率，因为区域分割、部门分割、所有制分割和城乡分割受到削弱。
此外，产权保护特别是私人产权的保护也至关重要，产权保护是市场主体持续成长的土壤。没有好的产权保护，就不会有好的创新和长期投资，因为所有的创新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都会涉及大量持续的长期投入。当创新成果得到商业化展现的时候，不仅仅是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需要保护，也包括整个企业创新发展、规模扩大后形成的企业产权，这种基于法治的私人产权保护，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是从事并扩大长期创新投资的信心来源和制度基础。
产权保护不好的危害是广泛而深刻的。企业家不会有长期的眼光去做风险较大的创新投资，也不会有发展百年老店的长期构想，这实际上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中国股市，如果产权保护不好，中国股市的微观主体就不会有长期打算，股票市场的微观基础就不会稳固。很多老板辛辛苦苦把企业做上市以后，可能就会想办法套现一部分资产并把钱预防性转移出境，只要企业老板有动机，在目前条件下实施起来并不困难。有的企业老板索性直接选择在境外上市，直接把企业资产分布在国外。所以我觉得基于法治的产权保护制度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创新发展和长治久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如果不稳定，整个国家社保资产和保险资产，以及投资人在资本市场上的资产配置，就会充满风险，股市的财富积累效应和融资功能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另外还有就是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降低国有企业配置资源的比重，不断地提高民营经济的比重。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就不用我说了，各种贡献可以说出一大堆数字，真正让民营企业有很好的稳定的发展环境，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政府做，还要推动一些改革，有了好的制度和环境，就不需要出那么多文件了。为什么如此反复强调还会有企业老板不放心，根本原因还是政策多变，缺乏稳定和可预见的依法治理。
03
持续投入科学和技术创新
在体制机制创新基础上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和创新，是全方位创新的另一个翅膀。应该说，我们国家很多年以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创新投入，所以我们现在全社会研发支出占整个GDP比重已达到2.55%这样的水平，研发支出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比欧盟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作为持续投入和努力的结果，中国创新成果也在不断显现，如果用注册专利衡量，过去五六年我国每年新注册专利数在全球名列第一。可能有人说中国专利质量不怎么样，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我相信专利质量也在持续提高，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最近我看到一个自媒体资料，展现几个主要国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专利收入的演变情况，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有所表现，到去年已经与美国基本持平。在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的过程中，我们国家的投入结构中政府的比例还持续低于美国。也就是说政府在研发投入中的作用还比不上美国政府。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政府在全部研发投入中的比重大约在30%左右，中国已经持续提高到目前24%左右的水平，但仍有较大差距。
考虑到政府研发投入更多是用于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那么我可以判断，中国政府过去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研发投入是比不上美国政府的。如果考虑美国政府持续这么多年都是如此，我们就可以想象为什么中国在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方面和美国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也不是几年时间就可以改变的，这是持续不断地加大投入慢慢积累形成的结果。
我看了一下中科院一年的费用，去年大概为1700亿左右，这已经是提高后了的数字，但也只是比华为一家企业一年的研发投入高一点，前两年我记得大致是相当的。整个中科院系统一年的经费只略高于华为一家企业，我理解中国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应该是相对不足的。所以今后不仅要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也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研发投入，好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政府应该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提供相对稳定并比较体面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
当然，创新结果和效率如何，不仅仅是投入问题，也与创新体制密切相关。在涉及创新体制的模式方面，最近说的比较多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功能和作用。为什么会有新型举国体制，那是因为我们有老的举国体制。老的举国体制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两弹一星这样的问题，被认为是很有效的，也是过去那个年代一种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现在我们面临一些大的技术难题，有些是卡脖子技术难题，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收紧了对中国的技术和装备出口后，使我们在一些领域遇到了技术进步难题。针对这一困境，很多人觉得我们还要通过举国体制，用举国之力来解决这些技术难题。但又不能说用老的举国体制，毕竟老的举国体制是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所以说要搞新型举国体制。问题是新型举国体制到底是新在哪里？目前没有官方全面完整的阐述。我个人认为创新体制非常重要，主张实施政府侧重于支持基础研究，更好激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技术研发的模式。举国体制不太可能解决量大、面广、点多的科技创新需要，不同产业的多样化的日益细化的科技研发等创新问题，还是主要靠企业去完成，这也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新型举国体制只能去集中资源，解决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少量关键的通用卡脖子技术问题，但是难以解决所有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因为中国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其实还是非常多的，不只是半导体设备或某几个领域的技术和设备，从实验设备，到材料技术，到关键原料和软件、元器件等，不同领域都可能有各自卡脖子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不能离开国际合作，当然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在面临封锁时强调自力更生和自主自立是必然的，但什么都自力更生就会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体制了，那种封闭体制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中国不能再回到原来老路上去。即便美国如此发达的科研能力，也做不到全部自主，这也是美国封锁我们还必须拉上日本、韩国、荷兰、英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有自己的自主重点，但是整个体系不能是封闭的，是必须多元开放的，科学家们也需要相互交流和启发。政府应该努力维护相对友善的外部环境，我们有条件为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与分工创造更好条件，为科学家查询国际最新的科技研发文献提供更多便利。虽然美国正在拉拢一些国家排斥中国，但至少目前世界还不是铁板一块，更何况我们本来对国际社会包括西方社会并无恶意，我们有条件继续在一些领域扩大科技研发的国际合作，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领域的双向开放与合作。
通过持续不断地科技创新，可以形成持续不断的新增长动能，这也包括熊比特描述的颠覆性破坏性的创新和动能。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企业家精神本质上就是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精神。
04
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未来的增长至关重要。对一个国家来说，从封闭走向开放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扩大资源获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边界或空间，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阐述的是扩大了生产可能性边界。我国过去的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成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是有一致观点的。如今我们的官方说法是要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但究竟什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似乎讨论的并不是很清楚很充分。
我们新时期有别于过去的对外开放，可能是更侧重于制度性的对外开放。过去我们谈扩大开放时，更多说的是把市场准入放得更开，在货物领域进一步关税降，在服务贸易领域放开更多的外资商业存在。如今看来，现有的国际环境和趋势不太可能接受或满足于简单的市场开放。原来我参加过中国加入WTO谈判，当时代表团主要谈两块。一块市场准入谈判，主要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措施，包括服务业市场准入，这属于放宽市场准入。另一块涉及到制度开放，我主要负责谈产业政策、工业补贴，涉及到国营贸易、贸易权、农业补贴、关税配额、检验检疫等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必须遵守WTO的相关规则，因为这涉及到市场体制和公平竞争。目前，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有一些指责和抱怨，大都集中在这些领域，认为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等违反了WTO规则，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和不公平贸易。由于产业政策和补贴并不是中国的发明和独门暗器，过去一直是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拿手好戏，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和作为，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自然不会轻易接受他们的指责。
但总的来看，未来的中国开放必须提高开放标准，这一方面必须坚持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这样我们企业的市场边界会更大，效率会更高，竞争会更充分，这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来说很重要。另一方面要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创造更可靠和更可预见的国际规则和制度，这需要与全球主要大国之间保持合作与沟通。
用全球视野配制资源会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我们的国家利益分布，这些国家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过去国家利益受损或得不到保护时，可以动用军队，那是列强横行的野蛮时代，谁影响我的利益，谈不拢军队就开过去，中英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就是如此这般的行为。如今的现代国际秩序和现代文明体制下，当然不能这么做。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会轻易这样做，用武力来解决贸易纠纷。今后更多还是要建立一套被广泛接受和遵守的国际体系和规则，用基于国际规则的制度体系来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我国现在在海外利益已经规模不小了，可能在10万亿美元左右，空间和国别分布也很广泛，我们有几百万中国人在海外打理经营这些资产，如果没有这样一套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来提供保护，那么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就会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全球化经营环境，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
通过全球化经营，过去我们获得了大量利益，几亿贫困人口因此脱离了贫困，从封闭愚昧中改变，逐渐融入了现代社会和文明，也产生了大量富豪。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企业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环境大大改善，贸易规模和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上升，20多年来仅从美国和欧盟两个地区得到的贸易顺就差达到近6万亿美元,贸易顺差毫无疑问帮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加富有了，说白了就是加入WTO后。仅6万亿美元释放出来的基础货币就有40多万亿人民币，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和百姓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财富。所以在现代经济文明体制下，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但没有哪个国家政府会公开这么说，如果公开说别人会被认为是重商主义国家。过去这个世界大概只有美国能承受持续不断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可以通过印美元来弥补国际收支缺口，这是美国独特的优势。我记得原美联储主席格里斯潘过去说过，只要美国愿意，美国永远不会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因为美国可以印刷美元，美元是国际最有竞争力的国际储备货币。即便是我们没有美国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仍然可以接受公平竞争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在这个基础上开展自由贸易和投资。我们如今有四个自信，但我觉得还应该加一个自信，就是对中国企业家的自信，我实实在在地自信中国企业不会在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他们有能力在真正的国际自由贸易竞争中为企业、个人和国家创造更多财富。
所以，未来的制度性开放对保持经济增长会变得很重要。但我们对究竟什么是制度性开放要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有抱怨，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中国很多做法破坏了公平贸易法则。我个人觉得这多少有一些找借口找麻烦的味道，也有人说是抹黑。但他们的指责和抱怨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比如说他们指责我们通过政府财务支持和国有企业，在为国内企业或特定产业提供各类补贴，是非市场经济和不公平竞争的做法。实际上，如果用WTO反补贴协议来衡量，我国目前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政府对特定产业的专项补贴的确是比较多的，在面临技术封锁等卡脖子难题后，进口替代补贴也多了起来，这些补贴有些算是禁止性补贴，如进口替代补贴，大部分是专项的可诉性补贴，这些补贴容易导致被发起反补贴或者反倾销诉讼。提供产业补贴虽然有WTO规矩约束，但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补贴支持和项目，所以WTO会要求成员国按照透明度要求，向WTO提供所有的补贴项目和说明，以利于成员国进行判断。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补贴更容易引起关注呢，我理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依然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竞争性领域还有大量国有企业，毫无疑问被认为会影响公平竞争；二是中国是个贸易大国而且是具有持续货物贸易顺差的大国，贸易大国的不合规行为一旦产生影响就会是系统性的影响。如果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家，即便有一些不合规的做法，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全球性系统性影响，就不会导致太多关注和抱怨，但中国不一样，大国总是会被要求作为模范生。大国之间也经常会围绕补贴问题产生纠纷并进行谈判，比如美国和欧盟为了民用客机就有过持续的反补贴纠纷和谈判。最近美欧日韩等，都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半导体产业本土化的支持计划，补贴规模也十分可观。总的感觉是这世界如今有点乱套了。
中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参与国际体系，也离不开国际制度的保障。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变化不断冲击全球体系，原有体系被分割破坏并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怎么让新的全球体系接纳中国，继续拥抱中国，怎么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并构建新的更加完善的全球和区域体系，中国必须通过自己的制度性开放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一起，形成基于规则的更加高标准的全球自由贸易制度。这种制度我相信未来肯定要发生重构和变化，新的构建和完善也不会一帆风顺。中国以什么姿态参与到体系去，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决策的问题，我们自己首先要有系统的检讨和全面的把握和构思。我觉得中国必须对自己作出一些改革和变革，才有可能更积极主动地拥抱并融入到不同的国际体系中去。
我记得在2014年研究国家“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时候，当时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TPP正在谈判之中，那时候中国国内有讨论要不要努力加入成为创始国。当时不少人认为由于TPP涉及到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的部分条款我们难以接受，就没有表现出意愿和动力。后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如今成了CPTPP，基本上被日本主导。中国政府不久前已正式宣布要努力争取加入。但是现在再加入这个体系，除了新的地缘政治复杂性的影响之外，技术上比当年加入WTO时会面临更高更苛刻的要求。这种苛刻可能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对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保标准、数据治理等，都可能会有比WTO更高的标准，满足这些条件，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度性的开放和改革来解决，本质上就是与国际通行标准和规则看齐。我们刚加入世贸时候，修订了国内上千部法律法规，以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那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领导讲话、政府文件、媒体报道中说要向国际规则靠拢，与国际惯例一致。现在这样的话已经很难听到或看到了，但是这个话依然十分重要，不然人家不会和我们一起玩的。现在美国到处在拉帮结派，用所谓基于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要搞出一套新的国际规则出来，并借此把中国排斥在外，借口多多少少就是指中国不守规矩，对国际规则构成挑战，我相信很多国家也心知肚明究竟美国是什么意图。中国毕竟是个拥有很大市场的国家，过去在国际体系中也绝对不是个差等生，我不相信那些国家或跨国公司会不要中国市场，并不和中国做生意。更何况美国拉拢部分国家排斥中国要真正取得成功，比如构建不包含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需要美国能够继续像过去那样“慷慨”地通过持续贸易逆差向他国提供足够大的贸易市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调整和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贸易政策能做到这些吗，我们当然要拭目以待。我们目前在对待国与国之间制度和规则差异的看法上，和西方国家之间可能存在认知上的差异。我们认为我自己选择的制度自己负责，只要我不输出我的制度，就对你没有影响，你不应该干涉我的内政，对我挑三拣四、评头论足。但西方人可能认为，只要我们之间有交往，你和我采用不一样的制度，对我就是个挑战。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我们和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但不管孰是孰非、誰對誰錯，对中国来说，进一步扩大开放必然要遵从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要对接更高标准的新国际规则，这对我们来说必然是个挑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愿意做出新的改革来防止制度性脱钩吗，我们愿意开放媒体让投资者、科研人员和市场主体更便利更全面地了解全球信息和文献吗，这虽然还不是全部，但都是既涉及政治治理又涉及经济技术的改革难题，做好上下左右兼顾、里里外外协同并不容易。在我看来，中国政府至今的对外开放表态是坚定的，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种制度性脱钩一旦形成，对中国来说可能比产业链脱钩的危害更大也更深刻。
作者介绍
徐林，辛庄课堂学术导师，中美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全联并购公会党委书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银行外部监事，原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本文根据徐林老师在第七期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点击蓝字阅读文章）主题分享内容整理，并经本人审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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